• 筆談、畫談與詩談

    2019-01-23 10:00:20 來源:現代語文網

    猝然遇見語言不通的人們,誰都難免一時尷尬,感到耳口形同虛設。然而,聰明的人類總有辦法跨越語言障礙,肢體語言、書寫文字,均可用以追求與口語異曲同工。既然比比劃劃可做“手語”,那么寫寫畫畫亦可做“筆語”。漢文化圈的古人們,很早就懂得用“筆語”代“口語”,發明了用漢文筆談、畫談,還有更高端的詩談。這“三談”留下來的,就成了珍貴筆談寫本。

    日本明治時期圍繞大河內輝聲展開的中日文人的筆談資料,除了部分已有實藤惠秀、鄭子瑜(《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》,以下簡稱《遺稿》)、劉雨珍(《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》,以下簡稱《匯編》)等的編校本外,尚有部分未經深度整理。這些筆談寫本接下來的研究任務,就是進一步解字、識趣和以意逆志、知人論世了。

    筆談、畫談與詩談

    筆談解字

    由王寶平主編的全八卷的《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 大河內文書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,以下簡稱《文書》)使大河內文書在中國出版的夢想,劃上了完美句號。這項事業經過了中日幾代學者跨國跨代接力,終于由寶平先生等人共同完成了最后一棒。彩印精美清晰,裝幀考究得體,精彩呈現了近一百五十年前漢文筆談的風采,也為筆談寫本研究提供了極佳資料。誠如主編序言所說,大河內文書以其持續時間之長、數量之龐大、內容之豐富、參加人數之眾,名列筆談資料之首。本書雖名曰“筆談”,其中收錄的還有數量可觀的唱和、序跋、書信等,是明治時代漢文寫本的縮影。

    較之那些潤飾成篇的文獻來說,筆談最大的特點,還是它的“原生態”,對話有來有往,較少預先備用的官話套話,相對直接真率,對話本身未加他人篡改增刪,也可以說更富有一時性和真實性。

    異國文人在一起以筆墨代口舌的對話,如果沒有碰上對此極為珍惜的對話者,也可能隨談隨丟,雙方的筆跡飄落在歷史的塵埃中,隨風吹散,再也不會留下什么痕跡?上驳氖且源蠛觾容x聲為首的日韓對話者,不僅將其精心保存了下來,而且在當時便做了一定程度的整理。他們在這些隨筆中,補充了彼此來往的一些信函,記錄了當時對話人員與時間,并且不失時機地添加了相關的信息,這些大大提升了筆談資料的研究價值。

    這些資料影印出來,將其永久保存,就將那一時期那一群不同國籍的人們文化溝通的瞬間定格下來,留給后世的比較文化研究者,沒有顛三倒四的評價,原原本本地再現那一刻、那一地、那一群人細微的心靈碰撞。正是有了這些筆談資料,把沒有錄音設備的無聲對話保留下來,才使我們仿佛親耳聽到那時的來言去語,知道誰問了什么,怎樣回答的,誰在交往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。這些筆談,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“筆述歷史”。

    對于中國文化的興趣,是筆談得以展開的基礎。這種興趣,包括了對許多文化細節的興趣;加小拔幕淠Y”的人,不會有這樣持久的對話;而滿足于概念認同的人,也不會抓住其中看似細枝末節的點滴不放。筆談將彼此對對方文化的認識具體化,也更加增進了對對方學識人品的理解。筆談者隨時在比較中日文化的異同,也在表明自身的文化觀。日本人的中國文化觀,中國人的日本文化觀,百年來雖多有變遷,但其中也有一些屬于久遠的議題。筆談開始的是一個文化面對面的時代,那時的話題還有許多沒有完全過時。

    筆談不拘場所,私宅、料理店、使館、船中,乃至浴室,隨時展紙提筆;話題別無禁忌,上至天文地理、人文歷史、博物醫學、古典章句,宗教戲曲,下至名山大川、風情民物、時政要聞、民間習俗、時髦流行、販夫走卒用語、扇頁題字和漫畫等,臧否人物,品評書畫,說故實,談樂論歌,幾乎無所不包。有些問題,彼此談論得還相當深入。整理這樣一份跨文化的寫本文獻,需要包括歷史和明治時代兩國文化多方面的知識。

    筆談較之語談更為簡要。書寫時有插空補字、連筆省形、涂抹污染、殘損斷裂、字跡不易辨認的情況。這些對于解讀來說,都成為困難因素。黃遵憲等人雖然不會說日語,但筆下有時也會跑出幾個漢字寫出來的日語詞。如“油羅須”(よろしい,好)、“劃里”(わるい,壞)。筆誤也常與日語讀音相同或相近相關,如“先制人”寫成“先征人”,蓋因日語“制”“征”讀音相同所致。這些都需要整理者格外留心。實藤惠秀整理本最后就對幾個拿不準的地名和字形加以討論,將釋讀的經過娓娓道來,每一字有每一字的解讀故事。初不識“原”為何處,他結合地理考證,才知道“”乃“嶋”字草書;“阿玉池”的“阿”字因書寫時墨汁滴落黑成一團而只剩下半邊似是而非的“阝”;因為筆談者將“赤貝”二字寫成合體字“”,再加上寫得潦草而讓人摸不著頭腦;因為將人名“兼吉”省作一字“兼”而很容易誤認作“草”字。劉雨珍《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》除對原件中的筆誤多加指出之外,還糾正了《筆談遺稿》的不少釋讀錯誤。

    疑難字固然需要精心考釋,有些常見字,稍一疏忽,也會釋讀錯誤!陡焦P話》第七卷第四十七話黃遵憲說:“國家承平無事,才智之事無所用,故令其讀書,所謂英雄入彀中也!薄叭腱爸小,或釋為“人彀中”,則意反晦澀。已經出版的中文整理本中也還有尚需商榷的釋讀,還有缺字待補的情況。

    畫談識趣

    筆談紙面之外,還有一個我們看不到的信息源,那就是筆談雙方的表情。因為筆談者是一邊觀察著對方的表情,一邊決定下一步要寫的字句的。書寫中隨時涂改,如果感到對方沒有讀懂自己所寫的內容,就會想辦法改進述說的方式。把要說的畫出來,就是其中的一種。

    這些筆談資料除了文字之外,還穿插了一定數量的圖畫。筆談者隨談隨畫,談到什么畫什么,以補充對話交流的不足,給對方更為直觀形象的印象。對話者雖然并非

    圖六 書畫一家讓筆談不再沉悶

    都是畫家,但漢字書寫培養出來的運筆用墨的技巧和熟練,讓他們可以展現從神話傳說、《莊子·逍遙游》到中國建筑、陳設、用具、人物動作等多方面的信息。這一部分,就像書籍中的插圖,是寫本中不可缺少的,也是展示筆談個性的極好資料。今天的中國人,可以據此了解當年的實物,也可以借此管窺早已消失的習俗。

    對于沒有機會跨出國門親聞親見的人們來說,單靠文字帶來的想象具有太大的不確定性。江戶時代隔海的日本人為了在腦海中描繪中國的實物,曾經請當時的畫家根據赴日清朝商人的描述畫圖,《清俗紀聞》就是這樣問世的。旅居北京的留學生青木正兒,也曾請民國的畫家用筆畫出北平正在消失的民俗,編為《北京圖譜》一書。如果將筆談中分散在各處的圖畫集中在一起,也可以看到當時文人觀察與把握生活的一種態度。

    畫談是筆談的小配角。筆談者非刻意作畫,往往信手揮毫,寥寥幾筆,意到為止,有時卻頗為傳神,令觀者陡生聯想。筆談者中與幾位很有漫畫天才,幾筆勾出的人物神形兼備。其中還有一位是赴日畫家羅源!读_源帖》中的畫,很可能受到當時日本漫畫的影響。作為美術史料,也有值得注意之處。如果在文字整理時略去這些部分,實在可惜,所以實藤惠秀整理本多處附上了這樣的畫。

    詩談逆志

    寫之不足,不覺畫之涂之;畫之不足,不覺吟之誦之。詩歌唱和也可以看成是一種交談,而且是最文藝的交談;而批改詩文,則可以看成是批改者與原作者的對話!段臅饭P談中的詩歌,猶如野花散亂于草叢,而第八冊《書畫筆話》更多為詩作,分書畫筵、茶宴、贈友、贈美、課題、偶吟等,大河內輝聲將其命名為“筆話”,可謂名副其實。

    原作上的朱筆批改清晰呈現,詩文交流的細節由此一覽無余!杜家鳌酚幸黄}作《史館夜翻古書,與僚屬校讎,即作,伏乞郢改,仍用史館僚屬鈴木成章韻》的詩,是大河內輝聲所作,請旅日文人王治本批改的。原詩用墨筆寫成:

    連榻兩行燦燭花,校讎名籍賴名家。莫為散佚亡三篋,應使整頓滿五車。玉軸頻陳香木架,縹囊高曝竹竿叉。蘭臺日沒倦吟讀,好扇小爐烹苦茶。(又字韻未穩,然韻太狹,亦無典可用也。)

    聲和稿

    古書史館中,多散佚。蓋保守之吏漸懈;編修之士不慎,把古書片片易毀拆者,而為涂鴉之看,仆蒙圖書局也。長官即僚屬,緩退官而勉為之,所以又此作也。

    有朱筆在原詩上做了修改,現將修改后的詩歌抄錄在下面:

    檢點云篇燦燭花,此書原是屬官家。半殘半闕遺三篋,且閱且披滿五車。玉軸頻陳香木架,縹囊高曝竹竿叉。蘭臺日落吟情倦,聊撥紅爐烹澗茶。

    同時,王治本還將跋中的“蒙”字,改作“被擢”。由此可以知道,大河內輝聲1881年始任職修史館,這是他任上所作。當時古書散佚嚴重,館員松懈,編修之士亦不精心,書多損壞。這里所說的古書,當有很大一部分屬于漢籍。詩吐露出他對此的憂慮,也描繪了他夜晚翻閱古書的心境。對比一下原作與批改后的文字,文字上固然更好些,但原作中希望依靠專家整頓現狀的心情表達得更為明白:“莫為散佚亡三篋,應使整頓滿五車!庇辛诉@一句,表明后面描寫的夜讀,是與整頓修史館的心愿相聯系的。遺憾的是,寫出這首詩的第二年,大河內輝聲就因患哮喘病去世,對整頓修史館之事也就無能為力了。

    詩詞切磋,也并非中國文人的“單向給予”,黃遵憲等人也曾向日本友人請教。黃遵憲《日本雜事詩》完成后,曾請宮島誠一郎、青山延壽、龜谷省軒、岡千仞等為其修改;他在撰寫《日本國志》的過程中,也曾得到這些友人提供的資料。這些在筆談中都有所體現。

    面對這樣的情況,一般整理后的本子,校記中會說明原作和修改的情況,這遠不如看到寫本原件更為直觀生動。王治本邊讀邊改,用字右側紅圈斷句,字左下側紅圈表刪除,而將所改之字朱筆書于字右側。原件中的字形、用筆不同力度、字形、涂抹、圈批,甚至可以推測批改者思索的軌跡。閱讀原件,即便是影印,也有與閱讀整理本完全不同的樂趣。

    中日韓詩文交流源遠流長,以詩會友,早有傳統,其中亦有關乎外交者。日本學者村井章彥曾撰《東亞往還 漢詩與外交》一書,梳理其事,而融書法、文學、繪畫一體之現場感十足的資料,迄今為止,莫如此《文書》。此《文書》全部在華影印出版,讓我們結識的中日文人,多達兩位數,而其中讓我們印象最深的,當是黃遵憲、何如璋、大河內輝聲這些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印跡的人。這些筆談就是他們向未來發出的不會消逝的聲音。

    或許有人會想到,大河內輝聲費心費力保存下來的不過是幾個文人個體的筆談經歷,到底有多大價值?這不能不說到寫本學與傳統的版本文獻研究的不同。寫本學研究的就是寫本的“個體”,它肯定每一個作為歷史遺存的“這一個”“這一件”寫本在某一時點、某一傳播環節的特有作用,這種作用是不以版本的存在而化為烏有的。群體往往是由一些看起來細微的鮮活個體結成的,“這一個”“這一件”的個性特點和獨有魅力正是寫本研究的立足點。誠然,每一寫本、每一個體都不“等值”,但關注它們,分析它們,就能讓我們看到活生生的文化面孔,而不是被條條化剪裁過的描述。

    個體的精彩也是歷史的風景。實藤惠秀在《大河內文書》付梓前,在扉頁上寫道:“這是明治時代日本人與中國人不斷進行筆談的珍貴記錄。論文、作詩、問俗、話風流,這是中國崇拜的最后寫照,蘊含著日中友好的諸多問題!碑敃r正處于日本文化潮大拐彎前夕,文人在這種朋友間面對面的筆談時,往往道出很多不見于公開場合的個人見解,如對于漢學的價值、日本漢學功過和命運、對于當時人物、作品的評價等,這些對于黃遵憲等人的影響,就值得具體探討。所以研究黃遵憲以及當時中日之間的外交史、文化交流史,具有唯一性的這些材料,可以說是無可再生的。

    文化交流需要熠熠閃光的小個體,需要熱心腸。大河內輝聲等人不以語言不通為意,熱衷于與清國外交官與文人以筆代口筆談、并精心整理與保存,算得上超熱心了,而在此后首先在日本整理出版的實藤惠秀,以及一直致力于將其傳往中國的鄭子瑜、汪向榮、王唯、劉雨珍、王寶平、王勇等結成的“接力隊”,也都是熱心腸。今天有了精美的影印本,又是一場新接力的開始。筆談中的文字、圖畫和詩歌,都可以稱為筆談寫本研究的課題。這些研究很可能給傳統的文獻整理帶來很多新東西。

    學術發展與文化交流一樣的地方,那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跑完全程。

    (作者單位: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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